五六年之前，回乡下老家，经常会碰到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，老人姓陈，面色红黑，见人先带三份笑，笑得十分谦卑，有鲁迅小说中“闰土”的味道，每次看到他，我总是恭恭敬敬，称他一声“陈老师”，其实他不是我的老师，也没有做过多少人的老师，出于礼貌，喊他一声“老师”，村里更多的人真呼其名，或者喊他“老陈”。

    老陈不是我们村人，他的老家在十多里之外的镇上，乡下人称这个镇子“街上”，老陈是“街上”人，若干年前，中国经历了一场数千年也难得一遇的“酷劫”，之后，就有许多人从“街上“下来，老陈是那时候下了乡。那些岁月下乡的人，多是城里初、高中青年。老陈却是清华大学学生，在当年下乡青年中，老陈年龄最大、学历最高，所以老陈的下乡，下得与众不同，有点鹤立鸡群意思。

   从“街上”下乡之前，老陈已经有了“下乡”的经验，文革开始后，清华大学闹得早，老陈站错了队，被整成小右派。得势一方上台后，老陈开除学籍，赶回老家镇上，这是老陈的第一次下乡。

  其时父母已逝，兄弟还在，可都各自成家。家里人本以为老陈是上了天的凤凰，哪想到他却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回来，还可能与兄弟抢父母留下，却已分光的家产！所以老陈回家，没人欢迎他，也没人收留他。在街道张大妈、李大妈家过几天后，镇里开始搞知识青年下乡运动，街道就给老陈一个名额，老陈就来到了我们的村子。

    老陈居住的镇子，和农村条件差不多。所以到了农村，适应也快，在清华大学里拿笔杆子的手，拿起扁担、锄头到也在行，他很快适应了各种农活，和村子里的农民打着一遍。没事的时候，农民们询问他在北京清华上学时的林林种种，他向农民请教庄稼的田间管理。没有多长时间，老陈还找到了他生命里的“小芳”，两口子相濡以沫地、渡过老陈生命中极其艰难的时光。

    老陈的“小芳”，现在已经是奶奶级别，年轻的时候，是一个温柔娴静的农村妇女，给老陈育有两子，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。从前看一幅农村赤脚医生宣传画：一位年轻的有活力的女农民，赤着脚，背着一个红十字药箱，短发飞扬，英姿飒爽，很有女性的风采，看上去还真有点像老陈的老婆。对于他老婆，我是惭愧的，小时候她抓住我注射疫苗时，我还狠狠地踢了她一脚！

    改革开放后，右派们都平了反，从前的耻辱，立马变成荣光，拨乱反正，知青们都回了城，有的是带着大肚子的“小芳”走的，有的则是把他们的“小芳”扔在乡下，老陈没回，镇里的家没有他的份，回去读书，年岁不饶人了，再则读书的兴趣，已经在岁月里蹉跎光了！

    政府给老陈平反，补偿了他十多年的工资，两千余元。八十年代初，两千元能干好多事，老陈就用这两千余元，盖了三间大瓦房。当地政府还把老陈安排到一所高中做老师。一个清华大学高材生，做农村教师，应是绰绰有余，可走上课堂，老陈悲哀地发现，他的大脑被扁担、锄头们堵得太久，十多年时间，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能拿粉笔的机会，结果人是事非，所有的知识散落到农家的田园与大粪车里面了。

    老陈发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，领导也发现了，但他们对老陈现状的认识，没有能一步到位，他们认为老陈只是不适合做高中老师，但是做初中老师总可以了吧？

    所以又让老陈到一家初级中学做老师，结果还是失败，后来让老陈到一所小学里作老师，老陈还是不行！最后，老陈居然作了一段时间拉鼻涕幼童的幼儿园老师。没干几年，老陈办了病退。农村生活，已经毁掉老陈做学问的神经，在做学问上，老陈变成一段朽木！

    还好，儿子们争气，大儿子考上了北京一著名学校，小儿子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。我最后一次看到老陈是2010年左右，他刚从美国的儿子那儿回来。他对我说：“不习惯美国的生活，还是咱们农村好啊！”

    如果说这话的人，是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里的老农，我能认同；但老陈的话，却让我心痛。社会和他开了一个超级大玩笑，让他从一条龙，变成了虫。当然，一个人活着，活的就是一个心态，如果老陈真以为好，那就真的好吧！